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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18-12-06 查看数0

初秋晌午,阳山县杜步镇的元江村晴空如洗。头天夜晚一场大雨冲刷,村中青瓦白墙、绿树翠竹在艳阳斜照下明丽如新。村口文体广场上,潺潺溪水蜿蜒穿过石拱桥,桥下群鸭凫水,悠闲嬉戏。

一排大理石护栏旁,村民陈天房坐在楼下茶棚里,点燃半截抽剩的雪茄,缓缓吐出口烟。几年前,陈天房借阳山发展乡村旅游的东风,利用家中房屋开了农家乐和民宿,年均营业额近50万元。此刻,他正休闲地等待顾客上门。

9月24日, 阳山县杜步镇元江村。

1980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走访阳山,在阳山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要求阳山充分认识和发挥山区优势,要敢于让“天下之穷处”富起来。

这一年,在省委积极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东普遍实行。阳山县杜步镇东江村元江村小组的陈天房一家六口人,分到1.8亩责任田。包产到户第一年,家里就解决了饿肚子问题,他感到“好日子来了”。

“现在回头看,1980年那时候是小改变,最近这几年才是大改变。”陈天房说,如今村里不少人家买了小汽车,楼房几乎成为家家户户的标配,村庄容貌、环境卫生颠覆性改变,乡村民居与城里的小区别墅相差无几。

在阳山,像元江一样巨变的乡村比比皆是。改革开放40年间,阳山县委、县政府不断探寻精准发力点,与时俱进、创新思路,推动乡村振兴。食富足、腰包鼓、道路通、居安逸,“硬”环境不断升级迭代,悄然推动核心的“人”改变。赌博习气几近消弭,争吵斗殴难觅,在朝气蓬勃的如画乡村里,奋发向上更体面地生活,渐成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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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告别饥饿线

陈天房也许是阳山最早的打工族。1978年参加高考,他以两分之差落榜,错失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感到在当时的农村生产制度下改变生存境况艰难,个性要强的陈天房决定走出小山村,到珠三角寻找出路。这一年,他28岁。

“帮人养鸡、养鸭、养鱼,走街串巷收破烂,出去也就是做这些。”每个月领到工资,陈天房还要小心翼翼数出30块钱寄回生产队。“寄钱回去才能算工分,队里才给分番薯、芋头、玉米这些东西,不然没份。”陈天房说,这笔钱占了他当时收入的一半,但也比在生产队耕种有干劲。

比陈天房小两岁的何焕贵,对“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印象深刻。早在1973年,何焕贵就在元江村向北40多公里的阳山县小江镇石螺大队红星生产队担任生产队长。没完没了的各类政治运动,加上僵化的集体生产管理及分配制度,把人的精气神消磨殆尽。“都没什么干劲,磨洋工,在温饱线上挣扎。”两年不到,何焕贵初上任时的热血理想,便被现实打得化为乌有。

9月24日,天气炎热,元江村的小孩在河里游泳。

命运天平终究还是向何焕贵倾斜了些。1978年,北江钢铁厂因在石螺大队征地,给了当地一些招工指标。红星生产队分到4个,何焕贵成为其中一员,吃上了“国家粮”。但妻儿依旧是农村户口,还得继续“吃大锅饭”,在土地里艰难刨食。

“征了400多亩,水田每亩给两百来块钱补贴,旱地每亩给190来块钱。”何焕贵说,石螺大队的土地本来就不多,钢铁厂征用后更所剩无几。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时,他一家四口只分到七八分承包地,山林没怎么分,绝大部分仍归集体。

田地虽少,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效果还是很快显现出来。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习仲勋主政广东》,1980年底,广东全省有40%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在1979年增产21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274元,比上年增收51亿元。农村开始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

“一年比一年好。肉、菜不一定有,但至少饭能吃饱。”何焕贵说,包产到户后,哪怕是遭遇灾害的年景,石螺村人吃饱肚子都能得到保障。

饭虽然能吃饱了,但饭的构成仍然以玉米、红薯等粗粮为主。陈天房所在的元江村里,正常年景,人们一天有一顿白米饭吃。“干的,不是粥。”陈天房说,到1995年左右,细粮开始逐渐成为三餐主角。

肚子吃饱,税收也跟着上来了。公粮、军属粮、水利粮、学校粮、双提款(农村集体经济的村提留款和乡提留款)……掰手指数了数,陈天房叹口气:“多哟。”

包产到户初期,陈天房家一年差不多就要交一千多斤谷子、一百多块钱税款。“一年收两季稻谷,第一季差不多都要交出去,剩个两百来斤算不错了。”陈天房说,这还没有算上缴税款需要变卖的粮食。

光解决眼前“吃饱肚”的生存问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供养孩子读书,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靠一亩三分地难以为继。在“早出去”的陈天房、何焕贵们身上,村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一场持续多年的自发性外出创收大潮,正在阳山乡村间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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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成潮,渐别土坯房

起早贪黑,日晒雨淋,做完一天活,领薪两元。对阳山县七拱镇火岗村田庄村小组农民杨景欢而言,1983年的这份微薄收入,对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弥足珍贵。那时他在珠三角做水泥工。四年后,杨景欢家里添置了两样农村奢侈品——单车,电饭锅。

包产到户前就在佛山务工的陈天房,没有中断外出谋生的道路。每年舟车劳顿10多个小时回家过年,亲戚邻里总喜欢到他家串门,细细询问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一年能挣多少钱。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有老乡到佛山投靠陈天房,经他介绍,大多在一些服装厂打工。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元江村500多人中超过一半在外务工,其中大多在佛山做服装生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阳山农村劳动力得以解放。利用这一优势,在阳山县委、县政府积极联络协调、组织下,韶关棉纺厂、韶关钢铁厂、佛山陶瓷厂等多地企业来到阳山招工,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创收。第一波打工潮,在阳山乡村兴起。


9月13日,依山傍水的小江镇石螺村。

小江镇石螺村的村民,对这波打工潮的热情却并不高。1987年,命运天平再次向石螺村倾斜了下。粤阳火电厂在村里建立,村民们打工创收的机会近在咫尺。

与何焕贵同在红星村小组的李捷荣,尝到了在家门口打工的甜头。电厂运行后,每天有一百来车煤运到厂里。李捷荣和一些村民到电厂帮忙卸煤,卸一吨收几毛钱。特别能吃苦的人一天可以挣几十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虽然后来说污染大破坏环境影响生产,但不可否认,火电厂当时给阳山带来的税收,给周围村民带来的收入,都还是很可观的。”何焕贵说,火电厂运营十多年间,石螺村的楼房如雨后春笋冒起。

凭借石螺村的经济优势,1989年,以石螺村为主体,阳山县设置了石螺镇,直到2003年石螺镇又被合并到小江镇。这期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都在石螺圩镇设立了网点,比如今的小江镇还齐全。

石螺村的幸运,毕竟是孤例。楼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阳山乡村,依旧是稀罕物。但更加牢固、美观的砖石房,逐渐取代土坯房,成为乡村人居迭代的主流。

比起对乡村面貌的改变,打工潮给村民带来的观念冲击更直接。城市里千姿百态的事物,让村民们了解到,原来生活不止“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热炕头”;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让村民们发现,原来生存、生活并非离了田地就不行;找工作碰壁的经历,让村民们感到,原来多掌握点文化知识更容易活得轻松、过得有尊严。

随物价水涨船高的农业税、双提款,子女长大面临的学费生活费,依旧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那个时候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免费,孩子上初中一年缴费就要800块钱。”陈天房的4个子女在1996年开始陆续上初中,光教育投入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幸亏我外出得早,不然孩子们根本读不起书。”陈天房说,子女的同龄人,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并不少见。

生活改善了一些,离改变却还有段距离。杨景欢不再满足打份泥水工的活,卖了家里两头大肥猪,加上父亲的资助,学开车考驾照;陈天房不愿继续当个资深打工族,开始谋划整合手中资源,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厂。

第一代打工者逐渐站稳脚,新生代打工者即将上路,阳山乡村改变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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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打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阳山乡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顶峰,在2000年到来。“工资从一个月五六百涨到一千多。”此时陈红光已经离开元江村到佛山打了8年工,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家里装了部固定电话。

“感觉从那个时候起,变化越来越大。”村民陆续拆掉刚建起几年时间的砖瓦平房,开始建楼房,陈红光也更加努力挣钱,希望早一点住上属于自己的楼房。

同在佛山的陈天房着手建立自己的服装厂,一些老乡被他招募到麾下做事。比固定电话更潮流的BP机,已经被他挂在腰上。用了三四年,陈天房腰间别着的小物件换成了手机。

李捷荣仍和同乡用农闲时间在家门口的电厂打工,但这段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2003年,设立14年的石螺镇重被并到小江镇。4年后,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阳山县委、县政府关停了石螺的火电厂。

突然间失去了在家种田地以外的创收条件,石螺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开始走下坡路。其他乡村陆续建起更新式美观的楼房,石螺村人手中拮据,守着虽早早兴建但也日渐残旧的老楼度日。

穷则思变,李捷荣和同村人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卖劳力挣钱”。40多年没有长时间离开老家,李捷荣还是想离家近一些,打工走得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到百余公里外的连州去当建筑工。石螺村中原本繁华的街道日渐萧索,银行网点纷纷撤离,很快只剩下一家邮政储蓄银行。

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里的税赋重担也在逐渐减轻。2004年3月,国务院提出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当年起,中央决定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次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自1958年6月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2006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全国取消了牧业税。延续2600多年的农民种田交税历史,至此终结。

与免征农业税几乎同步推行的种粮直接补贴政策,进一步解放了农村富余劳动力。阳山乡村的一些人受政策激励,返乡捡起丢下了多年的锄头,重新回归田园。李捷荣不愿到太远的地方务工,部分原因就是认为在农村仍可有所作为,离家近一点可以兼顾农业生产。

打工依旧是阳山乡村人的常态。陈红光、陈天房等长期在外务工的阳山农民,因为免税、补贴等政策的实行,进一步消除了对农村老家的顾虑,少了牵挂,在外打工更有干劲。

“在外面呆了十多年,虽然是租房,住得很狭窄,但不用担心经常停电,拧下开关就有自来水用,出门走几步想买点什么日用品就能买到,回农村生活反而有点不习惯了。”陈红光渐渐发现,在外的打工者都想着怎么多挣钱,暗暗较劲比谁存的钱多。偶尔三五老乡聚会,聊起老家,会慨叹不知何时乡村的生活环境才能跟城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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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回归,终究“月是故乡明”

服装厂开了几年,资金有限难以扩大规模,加上管理水平跟不上,陈天房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在外漂泊半生,他有些乏了。

倦鸟思归,异乡生活再美好,也消磨不掉陈天房落叶归根的家园情结。老家生活再不便,在他眼里也终究“月是故乡明”。2006年,陈天房停下在佛山的事业,回到元江村。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

8月22日,七拱镇田庄村。

从不同村落走出,与陈天房素未谋面的何焕贵,思绪却与他别无二致。2007年从韶关钢铁厂退休后,何焕贵把房子交给了接自己班的儿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红星村。

最早的一辈外出谋生者,大多比一直在村里生活的人见识更广博,视野也更开阔。归乡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当选为村干部,利用半生所学协助治理乡村。

2005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阳山县很快着手推行。

元江是阳山较早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自然村之一。2008年,陈天房当选为元江村干部,领着村民做环境卫生整改和文化建设。这座500人的小村庄,几百年间出过9位举人、1位进士,是当地闻名的“举人村”。陈天房谋划,把村子做得漂亮点,事关“面子”;挖掘包装下村子的历史文化,这是“里子”。有“里”有“面”了,结合乡村好环境,元江村可以往发展旅游经济的方向走。

“刚开始好艰难,发动大家集资,除了村干部基本没人响应,都觉得这是公家的事,凭什么要自己出钱出力。”陈红光从佛山回家过节,几天里被召去开了好几场会。几番摆道理、谈前景、带头出钱,陈天房才把村民们说动。

上马的第一个大项目是建村篮球场。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有了场地设施,慢慢把娱乐活动项目从打麻将赌钱,变成了打篮球。

改变十多年的赌习,陈红光用了七八年时间。“十赌九输,很多人最后赌成了穷光蛋。越穷,意志就越消沉,无力挣钱,然后更穷。”在外打工时,陈红光见过不少类似事例,开始感觉到害怕。他认定——穷,会让人活得没有尊严。“往稍微大点说,住在一个穷村里,亲戚朋友都不太愿意跟你走动。再往大点说,一个中国,如果不富强,像晚清、像民国一样,肯定跟现在的伊拉克差不多,任人欺负。”

元江村开启新农村建设的同年,杨景欢所在的田庄村通了自来水。此后村庄环境两三年一次大改变,新楼房一栋接一栋拔地而起,互联网络接入村里,泥泞老村道全部变成硬底水泥路。

红星村的新农村建设稍晚些,何焕贵有时会到韶关的儿子家里住一段时间,暂时没有参与村里的治理事务。同村的李捷荣仍在边打零工边务农,挣钱的干劲越来越足。两个儿子学习成绩不错,眼看着要上大学,他要为即将到来的家庭开销提前做好准备。这时已是2012年初,留给他的时间不宽裕了。

乡村里,外出的乡贤开始回归。党委、政府层面,对农村治理的新探索也正在谋划中。以“党组织重心下移、村民自治下移、涉农公共服务下移”为支撑点的清远农村综合改革,即将全面启动。很快,阳山县将扮演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的角色,探索与试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阳山乡村变革,即将迎来一次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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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向规模化经营转变

早上七点起床,下楼,踱步在村里转一圈,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成为杨景欢回村后的日常习惯。

田庄村土地确权后,杨景欢和村里不少人把田地租了出去。孩子们在外工作,不用他和妻子操心。村里的土地租金能给夫妻俩带来一笔收入,杨景欢还能在周边做工挣份薪水。在县城买了房,夫妻俩又在村里建了栋两层小楼,家里的小汽车停放在门口巷道上。

8月22日,七拱镇田庄村旧房原貌照片。

2013年7月,阳山县作为全国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探索与试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行第二轮承包土地后,由于承包程序不规范、人口土地发生变化等原因,许多农村渐渐出现土地“四至不清”等情况,容易引起纠纷。此外,未确权的土地没有从法律上得到足够的保障。

阳山全县50多万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近13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阳山江英镇荣岗村近3000村民,留在村里的不足千人。土地确权前,即便是夏秋两季最适宜种植的时节,撂荒土地也超过7成。

土地碎片化严重,是导致土地大量丢荒的直接原因。荣岗村每户村民拥有3~5亩的田地,大多都被分作约40块。

土地确权颁证让村民手中拿到一本“红宝书”,不仅仅解决了村民们因地界划分引起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它能为土地整合和以后的土地流转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此前,企业要想在阳山农村租到连片的土地非常困难,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步履维艰。确权后,土地在农村三资服务平台发布租赁、转让信息,农业企业想要租地十分方便。零碎土地经过整合,很快转化为现代农业规模化的生产力。

阳山县南粤农业公司是较早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的企业之一。租下阳山县小江镇3000多亩土地后,公司建立了农业种养、农产品加工基地。2015年,公司年销售收入达5000多万元,带动合作社6家、农户增收1200多户。

大崀镇村民邓家斌在2014年加入南粤公司,从事菌类种植。2015年,他获得利润7万元,脱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尝到了土地确权的甜头。

土地确权进展迅速,得益于农综改的“三个重心下移”推动。阳山全县167个行政村级组织全部设立党总支,有村小组党支部1005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出干事创业的带动作用。村民理事会在阳山县全面建立,2523个村小组(自然村)组建了村民理事会,村级组织活力被激发。阳山建成的1个县级社会综合服务中心、13个镇级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和167个村(社区)社会综合服务站,免费为基层民众代办事务,为村民生活、生产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成本。

何焕贵在阳山推行农综改期间,当选为红星村村民理事会监事长,开始参与村庄治理。完成土地确权后,红星村将3个大理石采石场承包出去,一年能进账20多万元。这笔钱70%被发给村民作为分红,30%留下用作村公共建设支出。今年3月,红星村申报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获得批准,政府出主要资金、村里筹备部分资金,村容村貌整改目前正在推进。

“按规划,我们村和附近的两个村要打造成连片乡村旅游示范带。”红星村村长何国源认为,红星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朝绿色生态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依靠破坏环境的旧路,已被证明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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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软硬兼顾谋绿色发展

红星村的发展规划,也正是阳山县委、县政府在去年初提出的“三个全域两大攻坚”系列行动的体现。

阳山县委书记余国平介绍,三个全域即全域绿色产业开发、全域文明建设、全域旅游创建,是战略举措;两大攻坚即农村综合改革攻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是动力引擎。

9月24日, 阳山县杜步镇元江村村民放养的清水鸭。

陈天房10年前就在思索的元江村旅游发展路,目前已见雏形。离他开设的农家乐约100米远,有人也建起了一家餐饮店,主打村里养殖的“龙泉鸭”。

“一斤鸭子28块钱,不便宜哦。”9月14日上午10点半,一辆深圳牌照豪车停在陈天房店旁,下来一位中年男子,跟他点菜要了只鸭子。“斩小块,葱姜烧。六个人,中午12点来。”中年男子随后又点了腐竹、南瓜排骨等几样元江村特产小菜,嘴里虽说有点贵,还是笑盈盈爽快付完钱离开。

中年男子是陈天房店里的熟客,已光顾过七八次,爱跟陈天房打几句趣。陈天房坦言,“龙泉鸭”喂粮食放养,长得慢,确实比市场上的普通鸭子成本高些,但贵的原因更主要是这几年做出了品牌溢价。

打造“龙泉鸭”品牌,得益于党委政府帮助。近三年里,利用微信等互联网渠道,镇政府组织了不少关于“龙泉鸭”等当地特产的。

“像我们年纪大了,玩不来这些高科技。宣传,增加旅游产品附加值,还是得靠有文化的年轻人。”清远开展农综改第一年,陈红光辞掉在佛山一家陶瓷厂的工作,回到了元江村。当时他已经出现一些尘肺病的病状,回家既为养病,也考虑到近几年农村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大步改善,想在老家做点事。

推行农综改后,元江村整合鱼塘、山林、石场等资源,将其承包出去,每年有一笔集体收入。利用这笔收入,元江村在村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聘请四位村民担任村保安和保洁员。陈红光期盼的像城里一样好的生活环境,渐渐实现。

生活有了奔头,农村里的一些陈习陋俗开始消弭。年轻人多在外打工,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方式,忙着挣钱也很难聚到一起,很少参与麻将、纸牌、牌九这些赌博活动。留守村里的人随乡村建设有事可做,加上广场舞等娱乐方式近些年传进村里,赌博少了,邻里纠纷也极少发生。

原来大操大办的婚嫁、满月酒、生日宴、丧葬等风俗,变得越来越简单节俭。“以前听说有这些事情都怕,能躲就躲,不然一年随礼都得花不少钱。而且满桌子菜一两顿根本吃不完,很多都浪费掉了。”陈天房说,近几年元江村人办事请客基本都在村祠堂解决,吃顿便饭,象征性收客人两块钱红包,图个吉利就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老俗语,在阳山乡村正由愿景成为现实。

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阳山县委十三届五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打造乡村振兴阳山样本”,以富民为导向,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三十八年前习仲勋对阳山提出的“让‘天下之穷处’富起来”的目标理念,在这里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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